池氏名人：“抗日英雄”池步洲，一片丹心破日密（2）

池氏网推荐理由：2017年5月20日，池氏网公众号就发布了池氏名人：侦破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幕后英雄池步洲一文，限于该文为文字版，现特别分享北京卫视7月15日播放的“档案（北京电视台）一片丹心破日密 池步洲传奇”人物传奇故事及《池步洲回忆录》。在9月8日池氏名人：“抗日英雄”池步洲，一片丹心破日密（1）上续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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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人物档案播放《抗日英雄——池步洲》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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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记录：第一个破解“偷袭珍珠港”密电的中国人是他

一片丹心破日密——池步洲回忆录（二）

池步洲 著 

附注：

一、本人全家侨居日本，在现阶段拙著是否宜于发表，家属意见不一，故暂缓出版。

二、如有报刊或出版社有意刊登或付梓，事先必需徵求本人同意。同时亦请原文照登，一字不改，文责自负。 

1986.10.25 

此文系池步洲先生所写，由其侄儿池鲁生先生输入电脑。 

吴 越 附注。2000年2 月14日 

目 次 

一、 仓卒回国 

二、 有朋自远方来 

三、 巧遇有心人 

四、 一路逃难行 

五、 别有洞天，跳出樊笼 

六、 峰回路转，另辟蹊径 

七、 单枪匹马，得来全不费工夫 

八、 调兵遣将，奋勇前进 

九、 任他七十二变，逃不出现代如来佛掌 

十、 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十一、钩心斗角，军技室内部的争权剧 

十二、白面书生横眉冷对千夫指 

十三、鸠蚌相争，渔翁得利 

十四、攻防并顾，克敌制胜 

十五、是谁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 

十六、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海上空的“天女散花” 

十七、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十八、扑朔迷离，究竟谁在“乱来” 

十九、奇文共欣赏 

二十、后记 

正文（第二部分）：

十三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魏大铭一伙军统特务于一九四０年底被全部赶走后，军技室全体员工欢欣鼓舞，以极大热情投入破译日密工作，成绩显著。尤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事先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成功，是我一生最感自豪之事，详见另文专述。 

前文屡已提及，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以我为首的五人破译班子，都是留日学生，既能研究，又能研译，更能翻译，冶三者于一炉，自始就不知有研究、研译、翻译的分工。合并到军技室后才发现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的做法，与我们大异其趣。他们特别重视研究人员，人数较多，而留日的学生反而偏少，而且只限制他们做研译和翻译，不得参与研究工作。只要看合并后的军技室编制及分工，便可了然。全室六个组中，除第四组收报、第五组总务、第六组中文密码外，第一、二、三组则专门破译日密，当然是全室核心所在。然则如何分工呢？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专搞研译和翻译，不负研究之责；第二组（组长杨贻清先生）、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专门研究陆军日密）则专搞研究，不负研译和翻译之责。第四组所侦收的日本密电报，规定送到第二、三组，待该两组“研究”成功（亦即恢复密电文的原来的文字次序，亦即所谓“文字状态”，但仍是密码）之后，再把密电文用英文打字机重新打出，然后才送第一组来研译和翻译。这种分工和编制完全是原来密电检译所的做法在军技室的翻版。当时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五人被安排在第一组里，只搞研译和翻译，心里很不以为然。我不止一次对霍实子先生表示，我们有能力包办研究、研译和翻译，为什么硬性规定侦收的密电报只送第二、三组，剥夺我们的研究权利？何不把密电报也送到第一组来，大家竞赛，岂不更好？自毛庆祥掌握军技室全权后，初期还是一仍旧贯，维持原状。但第一组和第二组（当时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因组内各科科长及全组组员都是由军统并进来的，不甘与他们为伍，坚决抵制和军统特务共事，宁愿蹲在二组指导研究工作。详见《若干事》）之间本来就有一些矛盾，亦即留日人员与非留日人员之间存在着一定隔阂，前者对后者的垄断和自高，颇为不满，尤以我等军政部人员为然。毛庆祥自亦深知军政部人的实力，并为提高效率，接纳我的意见，后来让第四组所收密电报分送第一、二组，以资竞赛，霍实子先生自然只接受毛的命令。从此，第一、二组就掀起竞赛热潮来了。竞赛是紧张的，第四组一送来密电报，第一组便立即埋头于研究、研译和翻译，特别是在日方更换密码本后的头几天里，大家真是全力以赴，求其迅速破译，生怕落后。第二组自亦不例外。但结果表明，第一组往往领先。总的来说，竞赛是出效率而又有成绩的。但《若干事》里，霍实子先生，未曾提及，特为补充。 

一个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似乎是永远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在驱逐军统特务过程中，显然是以毛庆祥为后盾并由温派人物领导推动，矛头直指魏大铭及其后台军统头子戴笠，取得完全满意的预期胜利。当时温派自然踌躇满志，又可以维持其一统的局面。即我军政部人员虽一贯遭受温派遏制，局促于第一组的一隅，但亦以幸免于军统的特务统治，深引为慰，曾无丝毫野心。殊不料温派竞与毛庆祥代主任闹起别扭来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在鹬蚌相争中，我居然成为得利渔翁，殊非始料所及。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之后，自然要安插一批亲信到军技室。例如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被赶走后，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第七组，专门搞法文密码研究，由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任组长（王他调后，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丁于正升任）。第五组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余惠笃取代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新任亲信张绍良为秘书。如此等等，就使温派势力缩小，与毛庆祥之间的磨擦则日益扩大。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孤处第一组的一隅，既无发言权，更无野心，只知努力工作，不管闲事。我们与温派之间来往极少，只有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曾在汉口的密电研究组共事，彼此熟悉，且同是留日关系，较为知已，时相过从。而与第二组的杨贻清先生、丁绪曾先生、第三组的杨肆先生和陈振泰先生等（这四位先生都不是留日学生）则根本不相往来，见面或开会时点点头而已。至于与毛派人物，彼此没有矛盾，见面时较为亲热，但也没有深入交谈。所以对当时毛温两派之间的矛盾，毫无所知。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确切时间记不清楚）温派发动第一、二组“罢工”时，还不知其所以然。不知他们因什么问题闹翻，温派重演当年驱逐魏大铭的故技，扣押已译出的密电文不往上送，旨在使毛庆祥屈服。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都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有一天毛庆祥找我谈话，告知温派罢工，并决定设立专员室，以我为主任专员，把军政部人员从第一组调出来，另设办公室，每天由第四组送来所收密电报，由我们负责研究、研译和翻译，以打破温派的挟制。毛庆祥的这一着可算绝招，立即收效，温派也不得不鸣金退兵，取消罢工。本来我们军政部人员在第一组里就是主要的骨干力量，深为霍实子先生所倚重，但我本人的职称，只是由荐任技正而科长而专员（贾、吴、朱、张等亦是专员），连副组长也挨不上。以合并前的成就而论，未免太不公平。无奈合并之初，即受温毓庆压制，屈居人下。但毛派人物却对我有好感，例如第五组的张廷启科长是毛的亲戚经常转告毛庆祥对我十分器重的信息，毛主政后尤然。对此，我则安于现状，不抱幻想。不料，温派突然发难，造成军政部人员的翻身转机。专员室编制约十多人全部是原军政部研译室旧同仁，都有军委会颁发的委任状，是属于军委会的正式编制。 

专员室成立后的日日夜夜，略同于三年多前我首次破译日密成功，设立军政部研译室（前身是第四十三台）当时的情景，同仁们工作紧张，情绪兴奋，扬眉吐气，多年屈辱感为之全消。就我个人而论，此时以主任专员名义才与各组组长处于平等地位。就全室而论，已由以往第一、二组的竞赛转变为专员室与第一、二组之间的决赛，只许胜利，不容落后。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毛庆祥之制压温派策略，取得成功，军技室随之恢复平静。而专员室与温派之间的竞赛照常进行，直至第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我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为止，前后大约一年半。 

军政部研译室人员在军技室内之受温派压制，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我在第一组内除霍实子先生以过去有一段共事关系，感情融洽外，同组内尚有王瀛先生、袁学海先生、黄卓流先生等三位留日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平等相待，故亦相处较好。但总的来说，对整个温派、其中特别是第二、三组非留日骨干人员，彼此无形中都有说不出的芥蒂存乎其间相互心照不宣，造成疏远，没有往来。 

我记得只有杨肆先生家曾去拜访一次，也仅几分钟，说几句话而已。经过专员室的设立和随之而来的一年多的竞赛，彼此疏远依然如故，但没有加深也没有造成仇恨。这因为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抗战；再则没有利害冲突，他们照样当组长，拿高工资，挂少将军衔，我虽然换了较好听的职称，工资照旧，不至惹人侧目。平心而论，当年两方的竞赛，只有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谁也嬴不了谁，唯一的好处对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已。 

到了晚年，我和当年的竞争对手杨肆先生和丁绪曾先生，先后在济南、上海两地过着共同的生活，遭遇相同（坐牢），处境一致，正如鲁迅那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三人成为无比的挚友，时相过从，推心置腹，共话当年巴山夜雨旧事，每乐而忘返。我爱讲笑话，把我们三人戏称为四代同堂的“三家村”。 

惜乎，丁公已于一九八五年长眠九泉，我和杨肆先生又天各一方，昔日欢乐已不可再得，悲夫。 

十四 攻防并顾 克敌制胜 

我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旋因主任陈洁予调充军技室主任我即升任少将班主任。陈洁予是毛庆祥的妹夫，其所以取代毛庆祥，一因侍从室另设机要组由毛任组长，于是他身兼三职，实在忙不过来；二因军技室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第七组的法文密码研究自始本是因人设事，连眉目也谈不上；英文密码研究只有霍实子先生的妹夫阮文英一人徒拥虚名，实际上在第一组内搞一些日密翻译工作。剩下的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而已。毛庆祥在军技室掌权三年之久，未能打开局面，自亦感到厌倦便秉蒋介石侍从室增设机要组之机，乐得把军技室这副担子推给别人。侍从室机要组下管四个机关，即军委会机要室（毛仍兼主任）、军技室、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及后来新设的军电管理处。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据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开办，抗战开始，迁到贵阳，即已停办。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确切年月不明）又在重庆恢复，由于地址校舍等问题，拖了不少时间，才于重庆南岸弹子石孙家花园附近找到班址。班主任以下设有秘书室、教育科、大队部、军需室总务科等，全部职员共三十多人。我之所以调任该班主任，也是抗日战争的需要。如果说军技室矛头直指日帝密电码，旨在破译它的机密，从而是进攻型的，则译电人员训练班旨在深沟高垒、杜绝日寇偷窃我方电报机密，从而是防御型的。原来国民党部队长对部队电讯机密重视不足，以致军事部署、部队调动等情况往往被日帝从截收的我方电报中所侦译。一个战役还未开始，日帝便了如指掌，甚至故意在同盟社新闻电中予以透露，扰乱我方军事部署。国民党军委会同各部队之间使用的密码本，系由毛庆祥机要室内中文密码专家编纂，具有高度机密性能，不易为日方所侦译。军委会下达军事部署、作战命令和部队长向军委会报告作战情况时，都用机要室颁发的密码本，大体来说是可以保密的。泄密的就在部队长之间私人的电讯上。国民党派系复杂，各有其关系网。他们是自己编纂的保密性能很低的密码本，互通情报，多被日帝侦译。日本人不必花大力气去研究军委会机密性高的密码本，便可获得我方许多军事机密。国民党部队长在这方面认识不足，认为自己编的密码本，没有被人看见，怎么会被译出来呢？有一次石友三（土军阀）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听说我们来往电报，被‘中央’（指国民党）译出来了”，石友三回电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着门编的，没有第三人看见，不会被中央知道”。其实石友山与日本勾结情况，早为蒋介石从其来往电报中侦悉无遗。国民党军官在密码本方面的无知程度每多类此。其次，部队里的译电员也图省事，不喜欢使用手续复杂、费时费事由军委会颁发的密码本，除与军委会通电讯不得不用外，其他部队相互之间的电讯自然乐于使用自编的密码本。这就是抗战期间军事泄密原因的所在。于是蒋介石便设立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轮流调训部队的译电主管及译电人员。训练内容第一告诉他们密码本编得不好，就会被敌人（指日本）破译出来的道理。叫学员们用自编的密码本译成电文，交给我们班里富有中文密电研究经验的教官，破译之后再给他们讲解，使他们恍然于密码本的重要性，乐于使用军委会颁发的手续麻烦的密码本。其次则教他们如何编好保密性能高的密码本。该班前主任陈洁予另调他职，由我接替，从第十九期办起（按这个期数系从抗战前开办时算起的，事实上在陈洁予任内只办二、三期）到第二十四期止，二年三个月共办了六期。每期短的三个月，长的半年，总共轮训部队里译电科长、译电员等约六百名。记得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派来学员特别多，几乎每期都有，足见他对此的重视。班内教育科科长是施啸龙，安徽人，精明能干，深为得力。总务科长孙辅元，东北人。大队长马国麟，军校出身。中队长黄某，四川人，名字忘记。秘书刘某，名字忘记。分队长有阮观顺等四人。班内教官有专任的和兼任的两种。专任教官中，贾秉文系主任教官，上校级，乃从军技室调来，傅家镛中校级，瞿佑春少校级亦是来自军技室。我另聘留日同学胥日新兄来班担任上校教官，他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负责电磁学课程。杨汝淦系上校政治教官，亦是由军技室调用。兼任教官有聂文逊、黄季弼（均是中文密码专家，曾任军技室第六组组长），卫杰民、杨慎公（均系军委会机要室密码及编本专家）等。课本都是各教官自行编写，内容很有价值，我曾珍藏，惜被抄没。上述主要同仁除胥日新兄外均不知去向。我与胥兄重晤，乃在八十年代初，他偶然在报上见到我名字，经过联系，始得劫后重逢，亦云幸矣。 

现在解释一下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的性质。它纯粹是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普通教育训练机关，绝不是特务机关。调训部队译电员目的完全是对日抗战需要，矛头绝不是针对中共，只要看它于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随即撤销，便可明白，无庸多言。但军令部也有一个由军统主办的译电人员训练班（设在西安，见前），它的性质也是不言自明，与我所主办的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性质完全不同，不容混淆，特此说明。 

攻防并顾，本是兵家常识。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立即组织力量，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码，确亦有所成就，自应予以高度评价。惜乎在保卫我方密码机密方面，不无起步太晚之憾。直至一九四二年抗战末期，才着手亡羊补牢，复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已经吃了大亏。况乎数以万计的译电人员，得到轮训的不及千名，加上部队长的普遍无知（指密电码方面），其保密效果之微，可以想见。本文之作，如对今后兵家起着攻防兼顾的参考作用，则幸甚。 

十五 是谁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震惊全球脍炙人口的特大事件。表面上看似突如其来，实际上却是酝酿相当时日，其先兆脉胳，隐约可寻，与我们军技室的破译外交日密成就，密不可分。在事件爆发前大半年里，我们从破译的日密中即已发现其中异兆；在前五天里，我们又作了准确的判断；惜未为美国所重视。关于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本来可以写的很多；只因我所珍藏的两箱资料，很早即抄没，重要密电报无法准确引证，难期完备。以下所写，主要一靠记忆，二则参考战后日本一些文献，拚凑而成。其中有些资料，竟与当年所破译者，若合符节，往往足以反证自己记忆的可靠性，才加以引用。我写这一段回忆，旨在以当年自己从事破译日密所得的点滴，为这一事件的全貌提供一些比较可靠资料，期其完整，为后世留下一页信史。本人立足于实事求是，绝不欺世盗名，凡有引用别人资料，必注明出处，前文已屡有所见。 

一九三七年以来日本侵华战争，虽占有点与线，无法征服中国大陆，陷于泥足，难以自拔。乃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树立汪伪政权，七月十七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发表声明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妄图收拾残局。美国随于八月一日突然通过对日禁运法案，这给日本海军蓄谋已久的南进政策无异火上添油。因为日本海军石油贮藏量只够一年之用，一旦禁运实行，则从美国、荷兰将无法购进一滴石油。于是日本决心南进，以求石油资源，军令部并即派员进驻新加坡、夏威夷、巴塔菲亚（BATSVIA ），配合行动。终于是年九月二十三日派军进驻北部安南（即现在北越），紧接着于九月二十七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作出重大决定：不惜与英美作战，进驻南部安南（即现在南越），于是日陆军进驻西贡（即现在胡志明市），海军进驻卡蒙兰湾（CAM-RANH 湾）”（见富永谦吾编《定本太平洋战争》，以下简称《太平洋战争》）。法国这时亦已向德国投降，由贝当元帅在维奇成立傀儡政府，在日德两国东西呼应下，逼使法国驻安南总督杜寇（译音）同意以共同保卫安南的形式做到“不流血进驻”（见《太平洋战争》）。 

在上述当时形势下，我们军技室所侦收破译的日帝外交电文出现二方面非常奇特的内容： 

其一，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份，日本外务省突然电令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即现在的越南）、暹逻（泰国）、仰光、马莱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日本使领馆，除留下最简单的ＬＡ密码本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烧毁；并颁布了许多隐语代号，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 ”，“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与中国战场吃紧”（以上各隐语，只凭记忆，与原文或有出入），尚有其他几十个隐语代号，实在无法追忆。惟有“女儿回娘家”表示“撤侨”和“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等二者，因印象特别深，至今仍记得清晰无误。外务省电令中还明白规定这些隐语代号在必要时都将由无线电广播电台播放，要求各使领馆随时注意收听。 

当时我们破译出这些密电报时，有两种理解。日本海陆军南进，迫在眉睫，这完全可以肯定。这样一来，日本必须抽调部分侵华兵力用于进攻南洋，中国战场可以缓和一些，此其一。“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一语，将信将疑，以为日本南进，占领南洋各地，美国可能由对日禁运转而宣布断绝国交，但直接交战还未敢必。此其二。殊不知据《太平洋战争》记载，日本统帅部与内阁曾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如在十月上旬之前，日美交涉不成功便决意开战”。这些内幕，我们当时自然无从了解。战后从日本有关文献中获悉，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时，炮声一响，便同时由日本无线电广播电台播出“东风，雨”这一隐语，重复多次，旨在通知全世界各地日本使领馆日美已经开战。 

其二，从一九四一年五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驻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亦称火奴鲁鲁）总领事馆之间往来密电报突然比以前增多，而且内容也起了很大变化。过去系以日本侨民、商权、贸易等情况为主，作为一个总领事馆的职能，本应如此。对于这一类密电报，我们虽亦照译，但并不重视。五月份后竟有军事情报杂于其间，特别是完全关于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情报，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兴趣。 

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夏威夷州有人口六十万，其中百分七十五集住于奥阿夫岛（译音），珍珠港即位于该岛南岸，为美海军根据地。檀香山市人口约三十万。日系市民在夏威夷州有十五万，其中八万三千人即在奥阿夫岛上，这就为日本间谍的活动提供有利条件。当时夏威夷的常驻兵力，海军计有战舰八艘，重巡洋舰十艘，轻巡洋舰十二艘，航空母舰三艘，连同其他约有百艘；陆军计有一师，空军计有飞机约三百架；设施方面有乾渠、修理工厂、埋设油池等。一九四一年五月份，我们从许多日帝外交密电报中破译出两份由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发给外务省的密电报，内容完全属于珍珠港在泊的美舰情报。初次破译，印象特别深，至今仍记得主要内容，列之如下： 

㈠ 发 檀香山 喜多总领事 

收 东 京 外务大臣 

一九四一、五、十三 （注：日期记不确切） 

十一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 

一、战舰十一艘（......） 

括弧内列记该十一艘战舰名称，但现已忘记，特此附注。 

重巡洋舰五艘（......），同上注。 

轻巡洋舰十艘，驱逐舰三十五艘（或三十七艘，记不清楚）、 

驱逐母舰二艘，潜水母舰二艘，潜水艇十二艘，另有输送 

船十余只（注：数字自有较大出入）。 

二、航空母舰（附有舰名，忘记）由两艘驱逐舰护航，在××× 

（忘记）航行中。 

㈡ 发 檀香山 

收 东 京 

一九四一、五、二十六 （注：日期记不确切） 

二十四、五日在珍珠港停泊的舰艇 

战舰六艘（均有舰名，忘记） 

轻巡洋舰六艘，驱逐母一艘，驱逐舰××艘， 

潜水艇......（以下忘记） 

航空母舰××（忘记） 

当时我仍在军技室第一组当专员，组长霍实子先生对这两份密电报很重视，命我今后作记录，每月写出一份资料交给他，用意何在，我不清楚。我每月写出资料后，也择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该小本子在文革中第一次抄家时得以幸免，但在第二次抄家前自己扯去不少，只剩几页，多数是数字，颇似流水帐，没有引起红卫兵注意，亦得幸存。此次为写回忆录，曾到图书馆查阅日本战史室资料，仔细核对，没有多大收获。只有几份时日相符的电文，内容稍为详细，可做补充而已。 

一九四一年九月份我们破译出一份由东京发给檀香山的绝密电报，据我幸存的那几页所载，大致与日本文献相似，特别是与吉川猛夫所著《珍珠港间谍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比较一致。但仍按我自己的笔记原文，录之如下。 

发 东 京 

收 檀香山 

一九四一、九、二十四 

绝密 

今后你必须尽量按下列所示，报告舰只活动情况。 一、珍珠港分为五个水域 

甲水域（佛德岛与武器库之间） 

乙水域（佛德岛之南及西） 

丙水域（东流之江面） 

丁水域（中央流之江面） 

戊水域（西流之江面及其通路） 

二、军舰与航空母舰只须报告其在港停泊者。 

三、扼要说明舰型、舰种。 

四、凡有二艘以上的军舰靠港时，盼照实登记。 

类似上举几份来往密电报，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八月偷袭珍珠港事件止，约有六、七十份。惜我珍藏的资料早被抄没，几页笔记断片只不过一鳞半爪，无助于究明全貌。若引用于日本文献，则迹近剽窃，非我所屑为。我只能就自己记忆所及，概括其主要内容若干项，列记如下： 

第一、停泊于珍珠港的美国舰艇的总数，同类舰种的舰数及舰名，要求详细列报。檀香山总领事馆先后多次电告日本外务省。 

第二、关于战舰及航空母舰在珍珠港内停泊的位置及出港的时间等来往电报的重点内容，反复查询及汇报。 

第三、日本外务省多次电询每周中是星期几有最多的美国舰艇停泊于珍珠港。檀香山总领事馆经过多次观察调查，回电答称：“是星期日”。这一点很重要，成为后来日本选择十二月八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依据。 

第四、官兵上岸下海规律，特别是星期天官兵休假起迄时间，也是来往密电报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五、夏威夷天气气象如何问题，竟亦出现于来往密电报。当时日本和美国都还没有今天所日日常见的天气预报措施，据说气象还是作为军事机密来对待，这就难住了檀香山总领事馆。后来经过向日本侨民中一个业余天文学家请教，他三十年来一直观测天空流星。他说三十年来夏威夷地区未曾一度发生过暴风雨，东西横断奥阿夫岛的山脉，其北面多阴，南面则常晴。亦即说，任何时候飞机都可航行。事后才恍然大悟，这是为着空袭珍珠港所做的气象调查。（注：这一段有一部份取材于《回忆》） 

以上五项只是我今天对当年所破译出的密电报内容的粗略概括，至于详情，自无法引用原文作证。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何以有上述各种涉及军事方面的电讯往来，当时我们不无怀疑。日本总领事馆内是谁担任此项谍报工作？战后国际上报刊有一些零星记载，风传系日本海军尉官伪装该总领事馆馆员所干的勾当，但在我们所破密的的密电报中没有看到此人的形迹。因为密电文的抬头，多是檀香山与东京（偶而出现外务大臣字样）两个地名，没有其他。这个谜直至《回忆》问世，才真相大白。 

此人本名叫吉川猛夫，一九一二年生于日本受嫒县松山市，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一九三四年分配到巡洋舰由良号任海军少尉，旋因病疗养二年而退役。一九三七年起以‘嘱托’名义（所谓嘱托并非正式职员，类似我国之临时雇员或特约人员）在军令部第三部工作。一九四０年五月，他奉军令部命令，上半天以 ‘森村正’的假名在日本外务省工作，下半天仍以‘吉川猛夫’的真名在军令部工作。目的在于日后派遣他到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挂个‘书记生’名义，实际上负责剌探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情报。原来一九四０年九月日、德、意三国同盟签订后，日本军令部为加强太平洋岸的情报网，于同年底分别在美国的西雅图和洛杉矶两地派驻海军军人，前者为某少校，后者为某中校，以现役军人负责情报搜集。但到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春，他们均被美国情报当局监视并以种种藉口驱逐回国。于是就派吉川猛夫（森村正）到檀香山总领事馆去接替该项工作。他当然表面上是由日本外务省派去的，主管总领事馆内有关日本侨民申请脱藉工作。据说日本外务省内知道他的使命的，不过一、二人；而总领事馆内知道的，只有总领事喜多长雄一人。他是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从横浜乘新田丸出发，二十七日到达檀香山的。 

他到任后，即经常乘出租汽车（驾驶员当然是日侨第二代会讲日语的）四处兜风旨在观察珍珠港周围军事设施与海军舰只。《回忆》上说：“珍珠港前门警戒森严，而后门却是敝开的”。因为他发现后门有一家小茶馆，是一对日本老夫妻开的，出售可口可乐、糖果等，顾客多是舰艇上的水手。这里虽亦属于禁区，但外人前来小茶馆吃茶，却不加禁止。这是驾驶员无意中带他到这里来的，他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后来也确实从这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上见《回忆》） 

另外一次，喜多总领事为森村正到任设宴接风，特地在一家日本菜饭馆定下筵席。席间他从宴会厅西南方向望见灯光点点，“噫，此非珍珠港耶？彼处乃希卡姆飞机场也。吾得之矣！”（见《回忆》）。他表面不露声色，内心却欣喜若狂。此家饭馆名曰春潮楼，两层建筑，规模颇大，除承办筵席外，还可住宿，女侍全是日本女人。此后他便以种种借口来此饮宴，并带女侍出游，避人耳目，旨在剌探珍珠港动向。有一天他在春潮楼过夜，晨起，打开窗帘，眺望珍珠港，不免大吃一惊。原来 “大舰队正在出港之中，港外则驱逐舰已展开，重巡洋舰与轻巡洋舰正在作成序列，而战舰五、六艘正从港口驶出。檀香山市街还在沉睡之中。大舰队从静寂无声的奥阿夫岛悄然远去，沉没于南方地平线下”（见《回忆》）。这一偶然一瞥却给他带来宝贵的启示：原来美国舰队之出进珍珠港是在黎明和傍晚。于是，他意识到为着彻底掌握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活动情况以及舰型、编制、标志、只数等等，必须经常住进春潮楼，以便朝夕观测，作成精密记录。他果然这样做了，自然满载而归；同时美国情报机关也以为他沉溺酒色，不予注意，始终不加监视，从而没有暴露身份。同时美国也一直破译不出檀香山总领事馆与日本外务省之间来往密码电报，始终蒙在鼓里。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从总领事馆内搜出密码本，当然译出全部密电报，始知总领事馆内潜伏日本特务。但终未查出是森村正所为最后只得放他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进驻日本，森村正（吉川猛夫）作贼心虚，怕被美军查出受审，于是改名换姓，到处流浪。他深知大城市美军多，日本警察亦多，易被追捕，乃遁入深山，寄身古刹，打扫山门、坐禅、托钵、割薪，自号碧舟居士，历访各地禅家，过着隐遁生活好几年。有一次他从京都偷着回松山市，半夜抵家，得知警察已来追查他的行踪数次，军令部以往同事多被判刑。他怕了，第二天半夜又复出走。直至一九五一年签订旧金山条约，宣布不再追究一切战犯，他才敢出头露面，回松山市居住。（上见《回忆》） 

以上所述，只是介绍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若干背景材料，还未涉及我们事前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的正题上来。究竟这份密电报内容如何，是谁破译出来的？下面让我以亲与其事之身，就此二点加以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本外交密电码本有多种多样，其中有的是通用于世界各地的日本使领馆，有的则专用于特定使领馆。前者如前此提到的最简单的ＬＡ码和另外一些密码本等是，后者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潜伏特务森村正（吉川猛夫）与日本外务省（事实上是与军令部）之间所使用的密码本即是。至于日本驻美大使馆所用的密码本，自然也有通用与专用两种。我所破译出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的密码本则是该大使馆的专用本。 

一九四一年春，日本政府任命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特命全权大使前往美国，进行日美和平交涉。其所以特派野村大将出使，是因他过去在驻美大使馆当武官时，罗斯福任海军部副部长，利用彼此旧知关系，以期打开僵局。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因看到日海陆军进驻安南（越南）、南进必不可免，认为日本政府对日美交涉根本没有诚意，故决定全面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以资报复。于是日本政府又于九月六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在十月上旬之前如日美交涉达不成协议，则决心开战。其后日美交涉日益僵化，和平业已无望，日本进一步决定除外交官外，民间人士陆续开始撤退。但为掩盖日本开战企图，日美间定期客船依然按期由横浜开航，迎接最后一批撤退侨民的龙田丸亦于十月十五日开出。这些日本意图，美国还蒙在鼓里，珍珠港方面毫无戒备。而日本早已根据森村正（吉川猛夫）所提供的珍珠港方面军事情报，决定于十二月早晨偷袭珍珠港，但却狡猾地派遣来栖特使匆匆赴华盛顿搞假谈判，用以迷惑美方。其实，这个烟幕早被我于事件发生前五天破译成功的由日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一份密电报中予以揭破。该密电报主要内容，记得如下： 

㈠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㈡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 

㈢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措施。 

以上电文是由日本外务省拍发的，而《若干事》上说是大东亚省拍发，不确；因为这时日本内阁尚未设立大东亚省。 

我破译之后，深感该密电码的重要性，立即送交当时组长霍实子先生。我根据以前所译出的有关珍珠港的军事情报，对霍说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霍实子先生点头称是，并提起笔加注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说，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了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经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这就说明日寇已经决定对我国快要发动全面战争。现在日本大东亚省（注：这是日本外务省之误）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使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决定对美快要发动战争了”（见《若干事》第二十七页）。我在旁插话说：“日期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天”。霍先生点头同意，并说：“我即当面报告毛庆祥代主任。” 

当时“霍即亲拿这份刚译出的日帝密码情报飞跑送到主任办公室交给毛庆祥主任。毛阅后也马上亲自将这份密电情报送到蒋介石手里。事后毛庆祥对霍说，蒋也立刻把密电内容通知驻渝美方。可惜的是美方低估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码电报的技术。不相信国民党中国已破译日本密码电报。同时还因为日本政府事先设置的一个骗局，派来栖特使到华盛顿佯搞谈判。美国信以为真，把中国交给她的那份重要情报，不予理会，以致珍珠港遭到日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舰队受到重大损失，从而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当时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立刻传到华盛顿美国国会，正好来栖特使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假痴假呆地在美国务院搞他们的骗子谈判。美国已知受骗，马上把来栖和野村赶出国务院。这两个骗子站在国会大门口，窘态毕露，狼狈不堪，面孔尴尬，被美国摄影记者摄入镜头，随即刊登于美国画报。毛庆祥曾向驻渝美方索取这份画报给霍看过。”（见《若干事》第二十七页和第二十八页）。 

上引霍实子、李直峰二先生合写的《若干事》中，当时来栖与野村到国务院去，是递交宣战书并非去谈判。宣战书因译电耽误时间，延至珍珠港被偷袭过后才送到国务院，立即被美国务卿赫尔赶走，特此说明。 

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我们当年破译日本密电工作的角度出发，将所知的梗概综述如上。但，是谁破译这份密电报，直至一九七九年才发生了混乱并见报，嗣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又得更正。兹将经过情况述之如下。 

香港《天天日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其“出炉新闻”栏上，以特别醒目的标题：“莫明其妙的反革命”，为霍实子先生鸣冤，内容摘记如下。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五天，中国有人攻破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消息，中共上海法院，则于一九五九年把这个电码专家判为反革命... 

本文报导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翁霍实子，现在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但一九五九年在上海法院，被判为‘反革命’，但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最近写信向在港的亲人表示，他认为自己被判为反革命是一桩冤案、错案，要求复查，予以纠正，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略）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前五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拍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说饬令驻美使馆马上焚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 

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下略） 

上录《天天日报》所载，数次出现“他译出”“他又译出”等字句，显然肯定珍珠港事件的密电报是由霍氏破译的，但这不过是该报记者根据霍氏本人或其在港家属所提供的资料才这样写的，失实之责与该报无关。平心而论，霍实子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日密破译上所做的贡献是钜大的，而为申诉自己冤屈给报社提供若干基本属实而细节有出入的资料，亦是情有可愿，无可厚非。霍先生毕竟是一位正派的可敬之人，在他冤案嬴得公正平反之后在国家政法机关调查时讲了实话，作了自我纠正。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特派书记员陈培娥女士到霍实子先生住处了解我的情况时，霍先生实事求是地证实珍珠港密电报是我破译的，并亲笔写信给我告知此事。霍先生正直踏实、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钦佩。他不幸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病故，我失去多年共事、为破译日本密电工作而并肩战斗的老友，十分悲痛；但又为他勇于澄清历史真相，给后世史学家留下一页信史而深为钦仰。这封亲笔信，我珍重保存，并摘录其主要片断如下（在我给上海市长宁区政协纂写的题为《是谁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文史资料内附有该亲笔信的复印件）。 

步洲兄：您好。 

今天下午２点不到，有位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有三页，由我签章，先写霍实子，８５岁现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内容大致是（中略）......一九四０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本的重要情报，如：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下略）......“ （附注2 内有此信的复印件） 

从霍先生这封亲笔信，可以雄辩地证明：不是别人，正是我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破译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实际上霍先生本人不擅长研究，宜于搞研译和翻译。他又是一组之长，自有不少行政事务要他去管，故极少做破译工作，一切都是由我们军政部过来的人员及一、二原检译所人员（如王瀛）去做。而且在研究、研译、翻译三者分工中，他不宜于研究，可以做些研译，更无需他去做翻译，事实上他当组长不必做实际工作，总其成而已。所以，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是我而不是霍先生，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不过，香港《天天日报》的报导已是遐迩皆知，霍氏之为破译这一密电报的英雄人物，将为不明真相的后世史学家把他载入史册，未必没有可能。三十年代初期我在东京留学时，曾有挚友章根乾兄在名篇《中野春秋》中，起首有两句我还记得：“千古青史，强半无徵；百代文人，每怀作伪”，语虽偏激，盖亦慨乎言之。鲁迅先生曾说过，大意：“朝代越短，历史越真实”。与我与霍氏共事过的少数遗老包括我本人在内看了《天天日报》的报导，都啧有烦言。不料晴天霹雳，霍氏以一纸之书，拨开迷雾，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具有戏剧性的是：《天天日报》之伪，竟由霍氏本人的一封亲笔信之真，加以揭破，从而给后世留下一页信史，霍氏之功斯亦伟矣。 

十六 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海上空的“天女散花”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的首唱者和指挥者，这是世所周知之事。当时他乘旗舰赤城号，在择捉岛单冠湾坐镇指挥，一举成功后，曾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控制马六甲海峡，侵略英、法南亚属地，并要打通欧、亚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不料美国很快就恢复战斗力，向西南太平洋对日进攻，一九四二年在密德威（Midway美海军重要基地）、珊瑚海（Coral Sea ）及迦答尔卡拿尔岛（Guadalcanl）等海域作战中，予日本海军以很大损失。有鉴于此，山本五十六打算亲自出巡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并由他自己指挥全盘作战，旨在迫使以迦答尔卡拿尔岛为前进基地的美军的反攻步伐迟钝下来，赢得时间，巩固日军在内南洋的第二线防备，建立不败的态势。他便命幕僚拟订出巡计划，此人素来刚愎自用，势在必行。同时他还有一个作战思想，认为进攻乃最大的防御，企图把前进根据地转移到拉巴乌尔（Rabaul乃位于新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海军基地），以便在所罗门群岛的第一线上与美军展开航空决战。当然，最高指挥官出巡第一线，必需作万全的准备。首先，幕僚们观察所得的美空军活动状况是：当时在布耿菲尔岛（Bougainvill 岛，属澳大利亚领有）方面，敌机只是前来侦察，并未进行过正式轰炸，安全航行有保证。其次，密码本刚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重新改订四月份出巡前线的密电通知，不可能被破译。基于上述二点可靠估计，于是就向“各队预告巡视日程”（见《回忆》），预定四月十八日山本五十六带幕僚乘专机出发。 

殊不料这份预告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密电报竟被我们军技室轻而易举地破译出来，终于葬送这个枭雄的性命，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他的坐机是被由迦答尔卡拿尔岛美军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所击落，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各国。山本五十六座机被击落的过程，我们自然无从知悉。事后有多种传说，兹据战后前述森村正（吉川猛夫）写的《回忆》，摘记其中一节如下。 

“四月十八日，拉巴乌尔山上的长官宿舍被南洋特有的早霞照得通红明亮，鸟声唧唧，天气极好。 

长官及其幕僚的大部分，分乘二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上午六时起飞。飞机场前面的花笑山，和往常一样，雪白的喷烟高高地飞扬在清澄的太空里。高度保持一千五百公尺从布耿菲尔西侧南下的长官座机，没有多久，最初的目的地巴拉勒飞机场刚刚进入视线的那一瞬间，突然受到十六架P-38战斗机的急袭。座机顺着原始森林急遽下降，要想逃出这个攻击，无奈追而不放的敌战斗机终将座机击落于原始森林之中，幕僚所乘之第二架飞机也被无情地击沉海底。 

翌日搜索队好容易到达现场，发现这位威望压倒全海军的山本长官的遗骸，手里握‘月山’军刀，横倒在其原来的座位上面。“ 

山本五十六的死讯，四月二十日传到军令部，万分震惊，深以有损日军威信，不敢立即发表。后来拖延若干时日才发表战死公报，并于六月五日举行国葬。 

事后日本内部关于山本出巡日程的密电报何以被破译，推测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内部有间谍潜伏所致；有的说是因为马琴（译音）岛上以金光兵曹长率领的四十三名特别陆战队负责侦收通信谍报时，被分乘二艘潜水艇的二百二十名美海军兵全歼，掳去机密文书所致。有的说从一九四二年夏至一九四三年春这一期间内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为数甚多，这些飞机都携带有作战密码本，被美军从飞机残骸中搜索而去。这些密码本虽经改订，但有经验的密码专家不难把四月一日的新本解读出来。总之，他们一致认为这一份密电报是由美方破译出来的。殊不知不是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但我们破译的并不是日本军令部拍发的那份密电报，而是用日本外务省最简单的，我们称之ＬＡ密码本拍发的另一份密电报。这话看似玄乎，而是事实。请看霍实子先生与李直峰先生合写的《若干事》第二十八页至第二十九页所载的一段，便知分晓。文中有不确之点，我另加括弧注明。文中说：“一九四二年（注，应是一九四三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不得不亲赴南洋指挥海军作战。就用大东亚省（注，应是外务省）所留下未烧毁的普通密码电报本（即ＬＡ码电报本），打了一份无线日文密码电报，说定于某月某日乘飞机赴南洋指挥作战，当被重庆军技室侦译出来。由毛庆祥报告蒋介石，即刻转知驻渝美方。美即令航空母舰飞机队（注，应是迦答尔卡拿尔岛上美军基地的空军）准时在太平洋上空侦候，把山本五十六击落海中（注，应是原始森林）而死。但日本《军阀》那部电影上讲，是美国自己破译出这份密电的。这与当时事实不符”。 

我也是当年躬与其事之人，完全同意霍实子先生所写的上引一段话，事实的确如此。我一再在前文提及终抗战间我们中国没有破译过日本陆军密电码当然也包括日本海军密电码在内，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那份军令部拍发的密电报，我们没有破译出来，说的是实话；而破译出那份用日本外务省最简单的ＬＡ密码本拍发的密电报，说的也是实话。现在看来，这两份同样内容（即预告山本五十六巡视日程）的密电报可能同时并存的。果真如此，则问题就转移到为什么日本外务省也拍发这种密电报上来。这是当时日本内部之间的秘密，我们无从说起。我们能说的是：当时山本五十六巡视日程的密电报是我们中国破译出来的，而该密电报是用日本外务省ＬＡ密码本拍发，是由中国通知美国而出动空军拦击，以致造成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所罗门海上巴拉勒机场附近上空的“天女散花”，如此而已。 

十七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霍实子先生在其《若干事》中写道：“军技室自一九四○年四月在重庆成立后所破译中外无线电密电码，其数量甚为可观，内容亦甚重要，机密性则更强”（见第二十六页）。他并举四个重要事例，其中包括偷袭珍珠港事件与山本五十六之死等。实际上这五年间军技室破译的密电报，就其特别重要的来说其数应以千计，何止区区四件。但时至今日，无论是我，或杨肆先生，或李直峰先生，我们这几个年近或逾八旬的垂暮老人，要写回忆录，惟一的缺憾即是有实实在在的事例而无法拿出当年的密电报原件，作为有力的旁证。以我为例，在一九五一年被捕入狱时，所有资料，甚至我的毕业文凭相片等都被抄没，一扫而光，至今不知去向。前面我曾用不少篇幅来写珍珠港事件和山本五十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看似头头是道，枝繁叶茂，煞是壮观，实则致命的弱点在于单凭记忆，拿不出那怕是一份具体密电原件来。这比奥斯本．雅德莱所著《黑室》一书之有那份日本外务省的具体训令密电，我们则逊色多矣。是否我在战后，手边没有当年破译过的具体密电原件乎？答曰非也。前面我一再提及，战后我还保存这一方面的两箱资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一九五一年4.27大镇压时，很早即遭抄没，荡然无存。如果把当年国民党军技室破译成功的数以千计的特别重要密电报看作花朵的话，则可引用唐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来形容它的遭遇，似颇恰当。不过，那些被暴风雨摧残的花朵总还可以拾得起来，如果第二天早上有心去寻找的话。而我们所共有的那些花朵却一去不复返，杳不知其所之。而且事过三十多年，在头脑中早已化为烂泥，要想追忆其梗慨，亦几不可能。今天写回忆录，连残篇断简亦不可得，若能起霍实子、丁绪曾二先生于地下，共同回忆，或有一些可得，亦未可知。不得已，只好在我头脑中化成烂泥的落花中，勉拾十多朵，以飨读者。不过，时间、地点、情节等都欠详确，特此说明。 

⑴日本派特使松冈洋右到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全过程，我们从破译的密电中了解得一清二楚。日本为着南进作准备，解除北面压力，派特使去苏，被希特拉知道，派人来日劝阻。日本诳以“待日本占领南洋后，实力更厚，再转以北进”。日本特使向苏联许愿：“将来日苏共同开发满洲（即指我东北）”，苏联自亦乐得免除两面受敌，故而成交。莫洛托夫举杯致词说：“日苏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中苏不会成为好友”。蒋介石曾因此看穿苏联不可恃，更寄希望于美国。有一次日本探知苏联曾想援助中国几架飞机，通过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以互不侵犯条约为借口，加以阻止。这些密电都经破译出来。 

⑵有二条美国船，挂着苏联国旗，满载军火，自西海岸航往苏联，在公海中被日本扣留。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大使佐藤，要他放行，说：美国是苏联盟国，而且挂着苏联国旗，日苏又有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不得擅自扣留“。佐藤说：”美国是日本的敌国，日本有权扣留它的船只“。两人相持不下，佐藤威吓说：”日本南进已成功，兵力可以北调“，并要求晋见斯大林（当时苏联首都已迁古比雪夫，但斯大林仍在莫斯科），莫洛托夫说：”他是最高统帅，不能见你。伏罗希洛夫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可以接见“。佐藤反唇相讥说：”那么日本的总理大臣从此就不再接见你们驻日大使“。于是，佐藤电外务省请示，电文说：”我刀已出鞘，不可能收回了，愿允许在二十四小时内下旗回国“。蒋介石看到这些电文，十分喜悦，以为日苏开战有希望了。因此焦急地等待日本外务省的回电，特命毛庆祥坐等在军技室的办公室里。可是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四十八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回电。到了第三天，我们才破译出外务省的密电，内容说：”经过内阁会议，现在对苏作战，还不是时候。两条美国船，这一次姑且放行，但不保证今后不再扣留美国船“。于是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了。 

⑶日本密电码中有大量的苏德战报，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份乃至十多份，内容详实，与报纸上所见者几乎完全不同。其中描述德军战地实况尤详。在冰天雪地中士兵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希特拉数次亲赴前线召开军事会议。有一次与一个将领意见冲突，亲手拔枪打死他。从此德国将领再也不敢提反对意见了。日本电文中，后期也认为德军可能战败，日本不可轻易对苏开战。德苏战报，内容很多，实在记不清楚。 

⑷一九四二年十月，我们破译一份日本密电报云日本空军将于某日某时从缅甸的同古起飞，轰炸印度加尔加答。我方立即通知英印空军情报部，英空军遂在中途将其全歼。英方上校曾为此送来大量慰劳品。 

⑸日本探知我方侦收、破译日本密电码成功，一再电令潜伏特务进行“收买、绑架、暗杀”活动，密电曾透露我方派某地的第八工作队李某（注，地名姓名均记不清楚）已被收买，我方立即将其调离，并加强保卫工作。 

⑹日本密电中有大量的谍报。国民党第×战区（记不清楚）司令部所在地被侦悉，派空军去轰炸，幸而事先侦译，及时通知转移。重庆、西安、昆明、贵阳、桂林以及其他内地军火库及兵工厂，都有日本间谍，企图破坏。大约是昆明的军火工厂吧，内有汉奸潜伏，密电透露已令其进行破坏，我方立即扣押可疑分子多人，得免出事。 

⑺日本谍报云孙科于某日某时从重庆乘飞机去×××（地名忘记），日本方面令空军及时将其击落。这时孙科已到机场，正要登机，获悉此情后独自回去。而在机上的经济界人士徐新六、胡笔江果在空中毙命。 

⑻中日爆发战争，但因没有宣战，所以济南仍驻有日本总领事（姓名记不得了），曾数度去见当时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渠，问他：“如果中央军（指蒋介石嫡系部队）退到山东来怎么打算？”，韩答：“我决不让中央军进山东来”。日本总领事将此事电告日本政府，被我们破译。这就是蒋介石后来决定处决韩复渠的张本。 

⑼一九三九年汪精卫逃离重庆到河内后，云南的龙云及川康系军阀都有代表去河内同日本人秘密谈判内容都以密电报告日本政府，一一被我方破译。后来龙云获悉此事被蒋介石从破译的日本密电中侦知，所以始终不敢再去重庆见蒋介石。 

⑽抗战期间陈纳德飞虎队空军打击日本空军，颇著战功。这要感谢日本密电中提供的日本空军活动情报和气象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大量密电拍发各地，我们侦译后提供飞虎队准确掌握日本空军活动情况，及时打击日本空军及交通线。不过，这里应交代清楚，日本空军密电码十分简单，容易破译。霍实子先生在《若干事》第三页上写道：“有一次军统俘虏日帝空军通讯员大石信三，霍承毛庆祥命到重庆马鞍山军统某部审讯日俘，得知日帝空军密码甚为简单，不能作为研究日帝陆军密码的参考”，事实如此。 

⑾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时收回大量白银，存于天津英租界内有几千万两，中日开战后日方一再要英国交出。其中双方交涉情况，我方均从日本密电中获悉，几经与英方交涉，终得保全下来。 

⑿美、日开战后，有几次美航空母舰向东京湾附近航行，旋又他去。日本方面抱有疑虑，密电南洋日本基地注意，所用密码多是外务省最简单的ＬＡ密码本。后来才知道美国意图轰炸东京，预先通知中、苏，为保全航空母舰避遭日方袭击计，轰炸机起飞轰炸东京后不再返回航空母舰，迳向西飞，分别降落中苏两国基地。一部分飞到我国衢州机场上空，我方因机场负责人去嫖妓未归，没有及时译出重庆的指示电报，所以反而高射炮不断发射，以致美机不得降落，终至多数缺油坠毁。只有两架在苏境内安全着陆，日本要求引渡，苏联不答应。日本驻苏大使致日本的密电，被我方译出。 

以上十二项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我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写出缴交的。事先我为慎重准确起见，特去拜访丁绪曾先生共同回忆，一再商酌才写成的。丁已于一九八五年病故。

以下再从霍实子、李直峰两先生合写的《若干事》中摘录二件事例，作为补充。 

⒀一九四三年三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剌，枪弹藏在腹内，发炎时有阵痛，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日本名医小黑亲动手术，安全地取出子弹，精神甚好，嘱汪在日静养三月，再行回国。但汪急于回国，遂秘乘飞机回上海。适其妻陈璧君不在沪宁，汪用无线电中文密码电报拍致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住所告知汪已抵沪。陈复汪电也用无线电中文密码电报，嘱汪千万不要宣布回国，必须改名换姓，秘密住入上海虹桥医院，听候陈返沪护理商议。这两份无线中文密电均被重庆军技室破译送蒋介石。蒋即命军统戴笠，派特务买通虹桥医院女护士，每于送给吃药时，就秘密渗入一点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延至同年十月汪即死在上海虹桥医院。俟日帝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后始于十一月发出讣告，宣布汪精卫在日本病逝，假定日本移汪尸到上海，才秘密把汪尸殓入棺材，运到南京，葬在明孝陵前梅花山上。后又被蒋介石由重庆还都南京时，秘密派兵挖出沉于长江水底（见《若干事》第二十九页）。 

按军技室第六组负责破译中文密电，由中文密码专家李直峰、黄绵民等先生主持。此事我不与闻。 

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南京敌伪听到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南京行政院周佛海因早与戴笠有联系，就和任援道密谋，欲擒陈公博一伙向蒋介石赎罪。事被陈等察觉，乃请日本顾问影佐帧昭保护，愿出巨款秘密飞往日本乡间隐藏。影佐则于八月二十四日晚叫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用ＬＡ密码本给日本大东亚省发出一份无线密码电报，电文大意是：“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国防部最高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经济部长陈君慧、中央军校教育长何炳贤、待从室主任周陆庠、安徽省长林柏生、陈公博妻李丽壮、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等由军事顾问带领，从上海乘军用飞机到米子机场着陆，请派人妥为照料，并将陈等秘密隐藏乡间等语。这份无线日文密码电报当被重庆军技室截获破译送给蒋介石。日本投降时蒋介石通过驻东京盟军总部勒令日本投降政府照这份密电点名引渡回国法办（见《若干事》第三十页）。按此时我在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任内，不在军技室，只是在事后得知此事，特此说明。 

十八 扑朔迷离 究竟谁在“乱来”？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第四版载有李直峰先生写的题为《抗战期间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的文章；九月六日大阪《读卖新闻》（夕刊）与《京都新闻》（夕刊）均有摘要转载。李文主要内容系强调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时所缴获的三种日本陆军密码本的重要作用，“加强了重庆对抗日无线电侦破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见原文），并举珍珠港事件有关日本密电码的事先破译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搭乘专机出发的密电报的事先破译（因而中途被击毙）等两件大事为例，让人看来这些成果都应归功于中共提供的日本陆军密电码。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而毫无根据的。 

我在前面《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一节里已经根据霍实子先生与李直峰先生合写的《若干事》，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及其结果交代清楚，无庸复述。总之，这三种日本陆军密电本对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悉力以赴的陆军日密研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终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没有破译过日本陆军密码，这是历史真实。珍珠港事件与山本五十六事件都是从日本外务省密电报中破译出来的，与日帝军码无关，已见前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曾就解放日报所载李文，以《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为题，给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写过一份材料，加以纠正。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杨肆先生来函，内说：“李直峰兄曾在几个月前告诉我说，报上登的，他不知道，是他们乱来的”。在《若干事》里，李先生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三种日本陆军密码本“但亦无济于事”，绝不会撰文歪曲事实。李先生的为人，我是敬仰的，“他不知道，是他们乱来的”这句话，我完全相信。然则，究竟是谁“乱来”呢，这个谜只有期待解放日报来解开了。 

十九 奇文共欣赏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政协报》第三版刊载熊玲丽写的《我参加破译日军密码的经过》一文，原件复印如下。 

这篇奇文，原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从事日本密电研译而现仍健在的我与杨肆先生拜读之余，不禁为之愕然，称奇不已。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杨肆先生给我复信说：“熊文前已阅到，深佩此人胆识过人，必成‘大’器！明明无中生有，自欺欺人而敢于写出，又能料到堂堂政协大报即予登载，此人岂非有胆有识”，我亦有同感。当然，此事咎在作者，与《人民政协报》无关，正如上节李直峰先生文章一样，有人“乱来”，不能责怪《解放日报》。下面我就文中失实之处，加以揭露。 

第一、抗战期间，只有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为唯一的研译日本密电码机关，绝没有所谓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这一名称的机关。有之，则是军统局私设的所谓特种技术研究室（它是魏大铭在大合并前夕，为与毛庆祥争夺权力与地位，临时架空自封的东西），冠以军统局三字尚可，绝不容冒充，冠以军委会三字来鱼目混珠。 

再则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职员全部男性，绝无熊玲丽其人，杨肆先生函中亦云：“熊也者，不管是雌是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无此熊。” 

第二、熊文自称一九四四年才就任主任研究员，“从事国际密电码的研究研译工作”，“开始集中力量侦测、侦收、研究、研译日军使用的密电码”；但所举事例却是一九四一年发生的，阴差阳错，达三年之久。例如，英国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注，熊文误为“威尔逊”亲王号）之被击沉，乃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五十分（见日本杂志《历史读本》一九八六年夏季特别号），此时熊玲丽阁下还不知在干什么，竟把三年前的大事当作其任内（一九四四年开始）的成绩来写，岂非咄咄怪事！ 

再则珍珠港事件前五天，中国破译日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预示偷袭的密电报，立即由毛庆祥交蒋介石转美国驻华使节（但并没有熊文所称的“十万火急”标志），当时美国不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本事，置之不理。事后果然上当，遭到惨重损失，以后才有“中美合作所”的设立。这一教训是指美国人而言，今熊文竟说什么：“可是英国人却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有这种先进技术与判断能力”云云，真可谓张冠李戴矣。 

第三、熊文中有一段云：“命令日本空军派四个大队，指定在第三天凌晨三点钟出发，沿印度洋西上，侦袭以英国主力舰威尔逊（按应为威尔斯）亲王号为首的舰队 ”。据上述日本《历史读本》内由木俣滋郎写的《英极东舰队的崩溃》一文所载，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只有三个陆上基地的航空战队投入南进作战，其中两队集结于台湾，另一队驻在西贡（即现在胡志明市）。当时日海军夺取目标，一为新加坡，另一为菲律宾，要使用空军两者均属沿南中国海南下，何来沿印度洋西上？这时印度洋范围内如锡兰岛（即现在的斯林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等，还没有落到日军手里，直到第二年即一九四二年二月到四月才先后侵占（巴厘岛海战发生于二月二十九日，苏门答腊（即泗水）海战发生于二月二十七日，爪哇岛登陆在三月一日，锡兰岛作战在四月五日至九日，新加坡则于二月十五日先于上述各地被侵领。试问当时日军在印度洋各地还未染指，没有基地，何来航空队？而且新加坡乃位于印度洋锡兰岛之东，苏门答腊与爪哇之北，日本果已在该地拥有空军基地要去袭击在新加坡的英国舰队，则说它“沿印度洋东进或北上”，那才合理。说什么“沿印度洋西上”，反而远离新加坡而去，岂非笑话。揣这篇奇文作者之意，可能是以其就任主任研究员之一九四四年为起点来估量当时日军在南洋的情况，以为定必就近派遣空军去袭击英国舰队，而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之事阴差阳错了三年，杜撰虚构者，漏洞百出，每多类是。 

第四、熊文中有一段称：“一次日本空军指挥部发电给某空军基地，命其派空军三个中队去轰炸马尼拉”。按日本系于一九四二年占领菲律宾，全土驻有日军六十二万人。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间美军在菲南部一个名叫“勒依特”（译音，距马尼拉很远）的小岛登陆之前，菲律宾全土均在日军手中，亦即说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底止日空军不会去马尼拉进行自我轰炸。即使到第二年亦即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美军舰队进攻吕宋岛（马尼拉即在该岛西南部）林戛缨湾（译音）之时，日本空军还从马尼拉出动三十二架所谓“神风特别攻击机”（即人机共毁的肉弹轰炸机），炸中美舰十二艘（见《历史读本》）。亦即说此时马尼拉仍在日军手中，日空军自亦不会去进行自我轰炸。况乎，到了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海空军损失殆尽，完全失去制海制空权，日本本土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即被从马里亚纳（Mariana ）基地起飞的美陆军超重轰炸机 B29不断袭击，“一九四五年三月上旬起，更进而从低高度对城市进行烧夷弹攻击，由于我陆海军防空能力不足，不能进行反击，到了最后广岛、长崎终遭原子弹爆炸之祸”（见《历史读本》）。由此可见，从熊玲丽一九四四年就任主任研究员起至一九四五年一月止，日本空军不会去马尼拉进行自我轰炸，其后日本本土遭美机普遍轰炸，尚且招架不住，自身难保，试问有何余力与必要去轰炸马尼拉？其属虚构，不问可知。 

二十 后 记 

中日两国本来是一衣带水邻邦，具有二千多年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特别是通过遣唐使时代汲取的中国文化，哺育和奠定了日本文明的基础，这是世所周知的事实。 

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末迄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横行，野心勃勃，对亚洲邻国，特别对中国，不断伸其魔手，必欲吞之而后快，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爆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时间达八年之久。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万，损失无数万亿，终以钜大牺牲赢得抗战胜利，并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 

我们年逾古希的这一代人都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当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抗战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是其中之一人。回顾往事，当年我刚近而立，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仓卒从日返国，奔赴国难。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素非所习之艰巨任务，研译日本无线密电码，天相中国，幸在日本外交密电码上有所突破，作出一定贡献。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单独成就，当时在不同机关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士如霍实子先生（已故）、杨肆先生（健在）、丁绪曾先生（已故）及其他，亦先后各有所建树，成绩斐然；后来我们还共事多年，同心协力，直至抗战胜利为止。 

抗战期间，我们在破译日本密电码上成就巨大，硕果垒垒。抗战胜利后本应加以整理成书，传诸后世。无奈动乱频仍，无遑及此；新中国成立后，则更人物凋零，资料抄没散佚，镇反之时，苟且偷生之不遑，谁也无心及此。又以事属当年国家机密，是否可以发表，我们也顾虑重重，犹疑不决。近年来国家重视文史资料，鼓励徵集，并由各级政协组织主管其事。于是乎我们几个当年同事，幸存于世的遗老，遂各自向所在的政协组织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其中如霍实子先生与李直峰先生合写的《国民党密电研究组与军技室的若干事》，全文一万五千言，较为详尽；我自己也给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写了三份文史资料，约近万言。但这些都属内部资料，非公开性质。 

我很早就想以自己在日本密电研究上独自的经历为中心，描绘当年单枪匹马的突破全过程，另外加上后来在更大组织中群策群力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不仅有突出的事例，而且有原始材料为凭证的专著，并作为一部信史问世。无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原始凭证的资料，已荡然无存，上述心愿，只好付诸流水。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拟凭自己记忆所及为主，以旧日同仁所写资料为副，并参考一些日本文献，写成一本小册子，公诸于世。但是国家机密这个阴影，始终在我脑际萦回，以致迟迟未能动笔。 

不料，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以李直峰先生署名的文章，宛如晴天霹雳，拨开云雾，打消了我的主要顾虑，而且还有两家日本报纸加以摘要转载，这件事终于公开化了，再无所谓保密问题。继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政协报刊登熊玲丽写的文章，内容之奇，叹为观止。李文基本属实，只是某些提法与他和霍实子先生合写的文史资料有矛盾失实之处，显系有人“乱来”，故意歪曲。而熊文则纯属伪造，子虚乌有。凡此均有澄清必要，否则谬说流传，还会有人效尤，泛滥成灾。况我与杨肆先生过年就是八十高龄，而李直峰先生早逾八旬，总之我们这三个遗老都已就木在迩，作为这一段历史的活的见证人，及时著文驳斥伪说，实属刻不容缓而又义不容辞。杨肆先生来函，表示亦有意于此。于是，我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下旬约四十天内信笔写来，不遑打稿，仓卒成文，推出这篇抗战回忆录，旨在为后世留下一页信史。故文中凡有引用国内外文献之处，必加注明出处，绝不剽窃，力求实事求是。 

战后日本当政者尚能惩前毖后，励行和平、民主、法治，国家面貌为之一新；而又埋头建设，并成经济大国。而中日世世代代友好永不再战之思想更已深入人心，促进了中日友好新阶段的到来，尤属可喜。斯文之作，旨在回顾既往，放眼未来，提高警惕，汲取教训，绝无敌意存焉，固无庸赘言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池步洲晚年在日本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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